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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经济学实验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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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经济学教学系统、行为经济学实验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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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经济学教学系统、行为经济学实验系统、神经经济学实验系统

 

神经经济学是一门将经济学和神经科学与心理学相结合而形成的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诞生于21世纪初。该学科在行为经济学的基础上,继续挑战传统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从神经学层面为人的现实行为作出佐证。这个领域主要的研究工作是利用神经影像学的设备如功能核磁共振(fMRI),事件相关电位(ERP),穿颅磁刺激(TMS),脑磁图(MEG)以及诸如心理测量,神经药理学,荷尔蒙测定等多种手段来研究博弈,风险,价值,动机,情绪,道德,病态行为等诸多与经济学理论密切相关的理论分支。试图在理解了人脑活动的真实方式的基础上,重建经济学对经济行为的解释。经过近5年的快速发展,现在,来自经济学,神经科学和心理学等不同领域的科学家们都开始在这个领域内开展工作,并已经取得了不少令人振奋的成果,陆续在国际尖端杂志诸如Science,Nauture等发表。

 

 

随着经济学实验研究方法的不断深入,国内外一批研究机构相继建设了经济学实验室。一批极富创造性的科研成果展现在了世人面前。为了帮助大家了解实验经济学、熟悉经济学实验室的研究工作,本文介绍了一些国际主流经济学实验室的基本情况、发展历程和主要研究方向。

1.亚利桑那大学实验经济学实验室与决策行为实验室
实验经济学能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学科,弗农·史密斯(VernonSmith)功不可没。当初他就是在亚利桑那大学11个班级经过长达六年的实验验证了竞争性均衡理论。在这里,他根据实验结果撰写了《竞争市场行为的实验研究》一文,并发表于1962年《政治经济学期刊》,该文的发表标志着实验经济学的诞生。1965年史密斯又在同一期刊发表了《实验性拍卖市场与瓦尔拉斯假定》一文,从而奠定了其在实验经济学领域的开创者地位。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实验研究主要局限在市场理论和博弈理论领域,除了理论自身的缺陷影响可实验性,实验技术的不成熟也制约了对经济理论开展实验研究。20世纪70年代以后,一般均衡理论、组织行为理论、选择理论的逐渐成熟,为实验技术的创立及其发展创造了条件。与此同时,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经济学实验从设计到操作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技术支持。实验研究方法逐渐被应用到公共经济学、信息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等研究领域。虽然技术进步给实验经济学带来了发展机遇,但由于亚利桑那大学当时未能给予史密斯足够的经费支持,他终于在该校工作了26年后,于2001年(获诺贝尔奖前一年)转入乔治·梅森大学任教。史密斯在亚利桑那大学建立了严格意义上的实验经济学中心,制订了一系列实验经济学的标准,他获奖的研究成果也主要是在该大学完成的。但是,经费匮乏一直是世界各高校在建设实验经济学实验室时遇到的烦恼。据说,吸引史密斯转入乔治·梅森大学的原因是该校承诺在随后几年内向他提供300万美元的研究经费,并将他的工资提高50%。

史密斯离开后的十几年,亚利桑那大学一直致力于更好地开展实验研究。今天,亚利桑那大学有两个经济学实验室,分别是经济科学实验室(EconomicScienceLaboratory,ESL)和决策行为实验室(DecisionBehaviorLaboratory,DBL),它们都是社会科学实验研究与教学的前沿机构。在经济科学实验室,理论经济学及非经济学专业学者在这里开展的创新工作模式已经形成,他们以博弈论、激励实验、行为经济学实验、心理学及相邻学科的实验见长,亚利桑那大学的实验室一直处于这些研究领域的领袖地位。决策行为实验室的重点是开展规范性研究、描述性研究,个体判断与决策的规则及理论研究,致力于把管理、营销、经济学、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等相关领域实验研究变得更加便利。ESL有研究人员2人,研究助理4人,技术人员2人;DBL有研究人员10人。史密斯离开后,亚利桑那大学实验室在实验经济学界的学术地位已经显著下降。

2.加州理工学院的实验经济学与政治科学实验室
20世纪70年代是实验经济学孕育成型的重要时期。以关注公共选择理论为主要研究方向的查尔斯·普洛特(CharlesPlott)加入了实验经济学研究的行列。这个时期,普洛特与史密斯为推动实验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普洛特的主要研究成果都是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实验经济学与政治科学实验室(LaboratoryforExperimentalEconomicsandPoliticalScience,LEEPS)里完成的。如果说史密斯的早期研究主要关注市场的话,普洛特的研究主要关注公共品的问题。实验室早期的领袖人物莫里斯·费若伊纳(MorrisFiroina)在实验室建立后不久通过实验找到了公共品中的均衡实现过程,他采用均衡的原则与合作博弈理论将这些实验模型化。

普洛特的实验研究很关注基础性理论,特别是集体选择理论在实验中的实现问题,他和迈克尔·莱文(MichaelLevine)合作的实验研究共作揭示了“议程”(agenda)对选择结果的影响机制。这标志着实验方法扩展到公共选择和政治经济学领域。20世纪70年代末,普洛特在实验经济学的方法论上取得了根本性突破。此后,他还研究了投票的均衡模型,发现控制“议程”可能影响到投票结果。普洛特开创的制度效应及相关理论之间关系的研究,至今都是实验经济学领域的主要研究主题。普洛特曾邀请史密斯在加州理工学院做访问学者(ShermanFairchildFellow),两人在加州理工学院的LEEPS第一次合作探索研究竞争性市场的实验,这是一次对于竞争性市场的系统性研究。

自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尚无文献讨论竞争性市场和求过于供市场的问题,史密斯在加州理工学院做访问学者期间,与普洛特合作开展了大量实验研究,经过努力,他们收获了三项著名的革命性成果:一是被定位为市场经济制度研究关键的定价策略,二是发现并发展了能够评估自然市场效率的成本收益分析的评估方法,这两项成果为实验经济学的科学形象做了很好的展示;三是发现投机行为可以在实验中被观察到并按照经典理论的思路加以研究。这些发现奠定了LEEPS在实验经济学方法论研究领域的中心舞台地位。同时,该实验室的研究成果也为世界上其他实验经济学机构的成立提供了早期范本。随着现代实验方法的发展,LEEPS的研究延伸到制度、不确定性和信息等领域,实验室研究的方法也越来越系统化。这里有必要提及两项政策类研究———对内河运输业的定价研究和航线分配权的方法检验。LEEPS研究人员发现了多重市场中的收敛性,这是价格管制与其他形式的市场干预措施第一次在实验室中得到研究。LEEPS还对无线电频率资源这种新兴市场进行了研究。议事日程与决策理论还被应用到国防政策方面。这一时期,许多著名的人物,如J.Ferejohn,R.Forsythe,D.Grether,E.Hoffman,M.Isaac,G.Miller,R.Noll,T.Palfrey等都对LEEPS的实验室研究方法感兴趣并参加了实验研究工作。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加州理工学院扩大了实验室的空间规模。在通用汽车公司、林德& 哈里布拉德利基金会、国际科学基金会等机构的资助下,普洛特在LEEPS建立了一个新的实验室,开展了更多的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工作。此外,用于研究自由号空间站的一个喷气式推进实验室也致力于计算机化的实验工作。Hing-YangLee根据普洛特和LEEPS的定义,创建了第一个全计算机化的市场实验室。从加州理工学院的实验室创建到今天,实验经济学方法已被应用到许多领域。虽然每年全世界有大量的实验经济学文献发表,但加州理工学院的实验室一直在方法论上处于领导地位。熟练掌握实验方法也是加州理工学院毕业生职业生涯中的一件利器。

3.乔治·梅森大学经济科学多学科研究中心
乔治· 梅森大学经济科学多学科研究中心(TheInterdisciplinary CenterforEconomicScience,ICES)是史密斯一手创办的。到20世纪末,史密斯在亚利桑那大学开展的大大小小的实验活动帮助他掌握了足够的经验,他迫切需要一个更完善的实验室开展复杂经济原理的验证与研究活动。2001年,史密斯带着大力发展实验经济学的梦想离开亚利桑那大学,在乔治·梅森大学建设实验室之初,就一口气把实验经济学的应用领域推广到了公共选择、发展经济学、市场议价、神经系统科学和经济系统设计等领域,对应实验室的建设标准也在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这个实验室由一个拥有28台计算机终端的实验室和一个拥有10台计算机终端的小实验室组成,大部分的实验都在费尔法克斯(Fairfax)校区组织进行,但实验室也常常在阿灵顿校区借助一些设备开展实验。

2004年,在国际实验经济学研究基金会(IFREE)的资助下,凯文·麦凯布(Kevin McCabe)博士联合了乔治·梅森大学法学院、经济系、Krasnow高级研究所、Mercatus中心和社会科学多学科研究中心共同开办了神经元经济学研究中心(CenterfortheStudyofNeuroeconomics,CSN)。这个中心的BeNeuro实验室拥有16台计算机终端以供开展实验经济学实验,与此同时,实验室还有一台Allegra3T核磁共振扫描仪,借助这台设备可以实时测量人脑不同区域在各种经济决策活动中的血氧含量水平及血液动力反应。该实验室把实验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的研究水平提升到了更高的层次,它不仅仅开展一般的实验经济学实验,还研究认知神经科学,探索人的经济选择行为与人脑神经活动之间的联系。

多学科研究中心下的神经元经济学研究中心在Krasnow高级研究所还拥有一个神经元行为科学实验室,可供16名被试对象在参加实验经济学实验的同时,研究被试者的神经认知活动,在实验室里也可以和核磁共振成像设备连接起来开展工作。这个实验室在研究实验经济学时善于吸收核磁共振成像技术、虚拟世界手段营造更多实验环境的技术。它也很重视传统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方法,研究的领域包罗万象,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多学科研究中心。目前,该中心主任由曾是史密斯助手的丹尼尔·豪瑟(DanielHouser)担任,他积极推动了实验经济学的国际推广工作。该研究中心招收了大量的国际留学生,并和上海交通大学、清华大学建立了较为稳定的合作关系。

4.波恩大学实验经济学实验室
有人认为,实验经济学分为Smith派与Bonn派。波恩大学实验经济学实验室(简称为BonnEconLab)是欧洲最早的实验经济学实验室,由诺贝尔奖得主泽尔腾(R.Selten)创建。它在实验经济学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令人瞩目,是全球实验经济学研究的重镇。该实验室是隶属于波恩大学法与经济学院的经济系的一个服务性部门,它的主要使用者是波恩大学经济系的研究人员和波恩大学的研究生。实验室负责给予研究人员在实验计划、设计、运行方面以帮助和建议。在波恩大学经济系的研究和教学活动中,它为经济学专业的本科、硕士、博士生教育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为了了解波恩大学实验经济学实验室的由来,我们需要先介绍一下泽尔腾在实验经济学研究方法方面的探索过程。20世纪50年代,泽尔腾被法兰克福大学的经济学家海因茨· 萨尔曼(HeinzSauermann)聘为助手,在这期间,泽尔腾即迷上了关于经济学的实验工作,并得到萨尔曼的支持。当时,泽尔腾正在从事寡头博弈的实验探索,在泽尔腾与几个年轻同事从事经济学的实验室研究工作期间,萨尔曼凭着对经济学发展趋势的把握以及对经济学的直观感受,给予泽尔腾很多很好的指导性建议。

1959年,泽尔腾与萨尔曼合作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学术论文《一个有关寡头的实验》。虽然当时并没有实验经济学这门学科,但大学期间的心理学课程对于泽尔腾开展实验工作具有巨大的帮助。1961年,泽尔腾获得法兰克福大学数学博士学位后,对西蒙(H.A.Simon)的有限理性学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试图构造一个有限理性多目标决策理论。为此,泽尔腾去美国做了两年访问学者,并与西蒙及其助手建立了联系。他投入了很多时间研究有限理性问题,但并没有取得多少进展。在这个令人烦恼的过程中,泽尔腾越来越强烈地认识到,要构造有限理性的经济行为理论,必须通过实验的方法,而不是传统的理论推导方法。

起初,泽尔腾的计划是建立一个大型的数理经济学研究所,后来由于资金方面的限制,他只建成了一个小型的实验研究机构。在这个实验性的机构里,他与博弈论专家合作并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他通过独特的实验室研究方法开展研究活动,主要关注的领域是博弈理论及其在产业组织与其他领域的应用。当时,所在的比勒菲尔德大学鼓励各学科之间的交叉研究,其他领域的一些具有较少数学训练的科学家给予了泽尔腾其他方面的启发。他发现,政治学家能根据历史经验,对政治活动过程做出一系列正确的判断,而这些理论并不受数学模型的制约;生物学家、心理学家都有各自的非数学理论模型。这些学科的启发促使他建立一个专门开展实验经济学研究的计算机实验室。此时,波恩大学伸出了橄榄枝,于是泽尔腾于1984年来到波恩大学并创建了BonnEconLab。BonnEconLab是实验经济学的创新研究中心,固定的管理及研究人员有4人,学生助理有3人,还有一些不定期的访问研究员。实验室早期主要关注行为博弈理论,后来也关注有限理性的实验。实验室研究人员在国际顶级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大量的科研成果,这些科研成果主要集中在拍卖和市场、竞价、劳动经济学、卫生经济学、公平互惠、跨文化实验和神经元经济学等领域。

BonnEconLab的现任主任是法尔克(ArminFalk),他与赫克曼(J.J.Heckman)于2009年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著名的文章《实验室实验是社会科学知识的主要来源》。针对有些学者提出的实验室方法缺乏普遍性、实验环境与现实有差距的质疑,他们针锋相对地提出,在比较了非实验性数据与田野数据之后,更加坚信要依靠实验开展更多的研究;目前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实验不是做多了,而是做得还不够。他们总结了当下学术界对实验经济学研究方法的质疑:(1)实验中的小额奖金是没有意义的;(2)参与实验的被试者数量太少;(3)被试者没有实验研究中相关领域的实际经验;(4)霍桑效应可能扭曲实验;(5)自选择问题使得实验结果有偏。

面对这些质疑,他们逐条进行了回答:(1)如果一个人真对奖金影响行为有兴趣,他也会认真地在不同奖金水平上参与实验活动;(2)提出样本大小的问题是对外行说的话,目前对于小样本的分析技术已经越来越成熟,而且现在的实验活动样本量常常都有几百个、甚至有时超过1000个;(3)实际经验如何影响人的行为确实需要研究,但现在越来越多地有实际经验的被试者参与到实验中来;(4)许多实验之外的决策活动能够被观测到,在实验室中,操作人员可以通过事先谈好的协议,让研究分析人员仔细地研究被试者,比如通过视频观察被试者参与实验的全过程;(5)自选择问题并非实验的灾难,选择问题的一些特征在现场和实验中都会存在,它不是实验室实验中所特有的。这篇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文章标志着实验室研究已经从方法论上获得了包括自然科学界的认同。

BonnEconLab的主要资金来源是德国科学基金会(GermanScienceFoundation)和欧盟,在它们的资助下,该实验室在全世界范围内开展着很好的国际交流。在中国,BonnEconLab 与东北财经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有着较为固定的联系与合作,国内一些学者也在BonnEconLab开展了一些实验研究,发表了一批中英文论文。
字太多发不下,另起一贴,这是后面四个实验室的链接:

实验经济学教学系统、行为经济学实验系统

随着经济学实验研究方法的不断深入,国内外一批研究机构相继建设了经济学实验室。一批极富创造性的科研成果展现在了世人面前。为了帮助大家了解实验经济学、熟悉经济学实验室的研究工作,本文介绍了一些国际主流经济学实验室的基本情况、发展历程和主要研究方向。

1.亚利桑那大学实验经济学实验室与决策行为实验室
实验经济学能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学科,弗农·史密斯(VernonSmith)功不可没。当初他就是在亚利桑那大学11个班级经过长达六年的实验验证了竞争性均衡理论。在这里,他根据实验结果撰写了《竞争市场行为的实验研究》一文,并发表于1962年《政治经济学期刊》,该文的发表标志着实验经济学的诞生。1965年史密斯又在同一期刊发表了《实验性拍卖市场与瓦尔拉斯假定》一文,从而奠定了其在实验经济学领域的开创者地位。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实验研究主要局限在市场理论和博弈理论领域,除了理论自身的缺陷影响可实验性,实验技术的不成熟也制约了对经济理论开展实验研究。20世纪70年代以后,一般均衡理论、组织行为理论、选择理论的逐渐成熟,为实验技术的创立及其发展创造了条件。与此同时,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经济学实验从设计到操作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技术支持。实验研究方法逐渐被应用到公共经济学、信息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等研究领域。虽然技术进步给实验经济学带来了发展机遇,但由于亚利桑那大学当时未能给予史密斯足够的经费支持,他终于在该校工作了26年后,于2001年(获诺贝尔奖前一年)转入乔治·梅森大学任教。史密斯在亚利桑那大学建立了严格意义上的实验经济学中心,制订了一系列实验经济学的标准,他获奖的研究成果也主要是在该大学完成的。但是,经费匮乏一直是世界各高校在建设实验经济学实验室时遇到的烦恼。据说,吸引史密斯转入乔治·梅森大学的原因是该校承诺在随后几年内向他提供300万美元的研究经费,并将他的工资提高50%。

史密斯离开后的十几年,亚利桑那大学一直致力于更好地开展实验研究。今天,亚利桑那大学有两个经济学实验室,分别是经济科学实验室(EconomicScienceLaboratory,ESL)和决策行为实验室(DecisionBehaviorLaboratory,DBL),它们都是社会科学实验研究与教学的前沿机构。在经济科学实验室,理论经济学及非经济学专业学者在这里开展的创新工作模式已经形成,他们以博弈论、激励实验、行为经济学实验、心理学及相邻学科的实验见长,亚利桑那大学的实验室一直处于这些研究领域的领袖地位。决策行为实验室的重点是开展规范性研究、描述性研究,个体判断与决策的规则及理论研究,致力于把管理、营销、经济学、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等相关领域实验研究变得更加便利。ESL有研究人员2人,研究助理4人,技术人员2人;DBL有研究人员10人。史密斯离开后,亚利桑那大学实验室在实验经济学界的学术地位已经显著下降。

2.加州理工学院的实验经济学与政治科学实验室
20世纪70年代是实验经济学孕育成型的重要时期。以关注公共选择理论为主要研究方向的查尔斯·普洛特(CharlesPlott)加入了实验经济学研究的行列。这个时期,普洛特与史密斯为推动实验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普洛特的主要研究成果都是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实验经济学与政治科学实验室(LaboratoryforExperimentalEconomicsandPoliticalScience,LEEPS)里完成的。如果说史密斯的早期研究主要关注市场的话,普洛特的研究主要关注公共品的问题。实验室早期的领袖人物莫里斯·费若伊纳(MorrisFiroina)在实验室建立后不久通过实验找到了公共品中的均衡实现过程,他采用均衡的原则与合作博弈理论将这些实验模型化。

普洛特的实验研究很关注基础性理论,特别是集体选择理论在实验中的实现问题,他和迈克尔·莱文(MichaelLevine)合作的实验研究共作揭示了“议程”(agenda)对选择结果的影响机制。这标志着实验方法扩展到公共选择和政治经济学领域。20世纪70年代末,普洛特在实验经济学的方法论上取得了根本性突破。此后,他还研究了投票的均衡模型,发现控制“议程”可能影响到投票结果。普洛特开创的制度效应及相关理论之间关系的研究,至今都是实验经济学领域的主要研究主题。普洛特曾邀请史密斯在加州理工学院做访问学者(ShermanFairchildFellow),两人在加州理工学院的LEEPS第一次合作探索研究竞争性市场的实验,这是一次对于竞争性市场的系统性研究。

自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尚无文献讨论竞争性市场和求过于供市场的问题,史密斯在加州理工学院做访问学者期间,与普洛特合作开展了大量实验研究,经过努力,他们收获了三项著名的革命性成果:一是被定位为市场经济制度研究关键的定价策略,二是发现并发展了能够评估自然市场效率的成本收益分析的评估方法,这两项成果为实验经济学的科学形象做了很好的展示;三是发现投机行为可以在实验中被观察到并按照经典理论的思路加以研究。这些发现奠定了LEEPS在实验经济学方法论研究领域的中心舞台地位。同时,该实验室的研究成果也为世界上其他实验经济学机构的成立提供了早期范本。随着现代实验方法的发展,LEEPS的研究延伸到制度、不确定性和信息等领域,实验室研究的方法也越来越系统化。这里有必要提及两项政策类研究———对内河运输业的定价研究和航线分配权的方法检验。LEEPS研究人员发现了多重市场中的收敛性,这是价格管制与其他形式的市场干预措施第一次在实验室中得到研究。LEEPS还对无线电频率资源这种新兴市场进行了研究。议事日程与决策理论还被应用到国防政策方面。这一时期,许多著名的人物,如J.Ferejohn,R.Forsythe,D.Grether,E.Hoffman,M.Isaac,G.Miller,R.Noll,T.Palfrey等都对LEEPS的实验室研究方法感兴趣并参加了实验研究工作。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加州理工学院扩大了实验室的空间规模。在通用汽车公司、林德& 哈里布拉德利基金会、国际科学基金会等机构的资助下,普洛特在LEEPS建立了一个新的实验室,开展了更多的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工作。此外,用于研究自由号空间站的一个喷气式推进实验室也致力于计算机化的实验工作。Hing-YangLee根据普洛特和LEEPS的定义,创建了第一个全计算机化的市场实验室。从加州理工学院的实验室创建到今天,实验经济学方法已被应用到许多领域。虽然每年全世界有大量的实验经济学文献发表,但加州理工学院的实验室一直在方法论上处于领导地位。熟练掌握实验方法也是加州理工学院毕业生职业生涯中的一件利器。

3.乔治·梅森大学经济科学多学科研究中心
乔治· 梅森大学经济科学多学科研究中心(TheInterdisciplinary CenterforEconomicScience,ICES)是史密斯一手创办的。到20世纪末,史密斯在亚利桑那大学开展的大大小小的实验活动帮助他掌握了足够的经验,他迫切需要一个更完善的实验室开展复杂经济原理的验证与研究活动。2001年,史密斯带着大力发展实验经济学的梦想离开亚利桑那大学,在乔治·梅森大学建设实验室之初,就一口气把实验经济学的应用领域推广到了公共选择、发展经济学、市场议价、神经系统科学和经济系统设计等领域,对应实验室的建设标准也在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这个实验室由一个拥有28台计算机终端的实验室和一个拥有10台计算机终端的小实验室组成,大部分的实验都在费尔法克斯(Fairfax)校区组织进行,但实验室也常常在阿灵顿校区借助一些设备开展实验。

2004年,在国际实验经济学研究基金会(IFREE)的资助下,凯文·麦凯布(Kevin McCabe)博士联合了乔治·梅森大学法学院、经济系、Krasnow高级研究所、Mercatus中心和社会科学多学科研究中心共同开办了神经元经济学研究中心(CenterfortheStudyofNeuroeconomics,CSN)。这个中心的BeNeuro实验室拥有16台计算机终端以供开展实验经济学实验,与此同时,实验室还有一台Allegra3T核磁共振扫描仪,借助这台设备可以实时测量人脑不同区域在各种经济决策活动中的血氧含量水平及血液动力反应。该实验室把实验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的研究水平提升到了更高的层次,它不仅仅开展一般的实验经济学实验,还研究认知神经科学,探索人的经济选择行为与人脑神经活动之间的联系。

多学科研究中心下的神经元经济学研究中心在Krasnow高级研究所还拥有一个神经元行为科学实验室,可供16名被试对象在参加实验经济学实验的同时,研究被试者的神经认知活动,在实验室里也可以和核磁共振成像设备连接起来开展工作。这个实验室在研究实验经济学时善于吸收核磁共振成像技术、虚拟世界手段营造更多实验环境的技术。它也很重视传统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方法,研究的领域包罗万象,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多学科研究中心。目前,该中心主任由曾是史密斯助手的丹尼尔·豪瑟(DanielHouser)担任,他积极推动了实验经济学的国际推广工作。该研究中心招收了大量的国际留学生,并和上海交通大学、清华大学建立了较为稳定的合作关系。

4.波恩大学实验经济学实验室
有人认为,实验经济学分为Smith派与Bonn派。波恩大学实验经济学实验室(简称为BonnEconLab)是欧洲最早的实验经济学实验室,由诺贝尔奖得主泽尔腾(R.Selten)创建。它在实验经济学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令人瞩目,是全球实验经济学研究的重镇。该实验室是隶属于波恩大学法与经济学院的经济系的一个服务性部门,它的主要使用者是波恩大学经济系的研究人员和波恩大学的研究生。实验室负责给予研究人员在实验计划、设计、运行方面以帮助和建议。在波恩大学经济系的研究和教学活动中,它为经济学专业的本科、硕士、博士生教育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为了了解波恩大学实验经济学实验室的由来,我们需要先介绍一下泽尔腾在实验经济学研究方法方面的探索过程。20世纪50年代,泽尔腾被法兰克福大学的经济学家海因茨· 萨尔曼(HeinzSauermann)聘为助手,在这期间,泽尔腾即迷上了关于经济学的实验工作,并得到萨尔曼的支持。当时,泽尔腾正在从事寡头博弈的实验探索,在泽尔腾与几个年轻同事从事经济学的实验室研究工作期间,萨尔曼凭着对经济学发展趋势的把握以及对经济学的直观感受,给予泽尔腾很多很好的指导性建议。

1959年,泽尔腾与萨尔曼合作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学术论文《一个有关寡头的实验》。虽然当时并没有实验经济学这门学科,但大学期间的心理学课程对于泽尔腾开展实验工作具有巨大的帮助。1961年,泽尔腾获得法兰克福大学数学博士学位后,对西蒙(H.A.Simon)的有限理性学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试图构造一个有限理性多目标决策理论。为此,泽尔腾去美国做了两年访问学者,并与西蒙及其助手建立了联系。他投入了很多时间研究有限理性问题,但并没有取得多少进展。在这个令人烦恼的过程中,泽尔腾越来越强烈地认识到,要构造有限理性的经济行为理论,必须通过实验的方法,而不是传统的理论推导方法。

起初,泽尔腾的计划是建立一个大型的数理经济学研究所,后来由于资金方面的限制,他只建成了一个小型的实验研究机构。在这个实验性的机构里,他与博弈论专家合作并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他通过独特的实验室研究方法开展研究活动,主要关注的领域是博弈理论及其在产业组织与其他领域的应用。当时,所在的比勒菲尔德大学鼓励各学科之间的交叉研究,其他领域的一些具有较少数学训练的科学家给予了泽尔腾其他方面的启发。他发现,政治学家能根据历史经验,对政治活动过程做出一系列正确的判断,而这些理论并不受数学模型的制约;生物学家、心理学家都有各自的非数学理论模型。这些学科的启发促使他建立一个专门开展实验经济学研究的计算机实验室。此时,波恩大学伸出了橄榄枝,于是泽尔腾于1984年来到波恩大学并创建了BonnEconLab。BonnEconLab是实验经济学的创新研究中心,固定的管理及研究人员有4人,学生助理有3人,还有一些不定期的访问研究员。实验室早期主要关注行为博弈理论,后来也关注有限理性的实验。实验室研究人员在国际顶级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大量的科研成果,这些科研成果主要集中在拍卖和市场、竞价、劳动经济学、卫生经济学、公平互惠、跨文化实验和神经元经济学等领域。

BonnEconLab的现任主任是法尔克(ArminFalk),他与赫克曼(J.J.Heckman)于2009年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著名的文章《实验室实验是社会科学知识的主要来源》。针对有些学者提出的实验室方法缺乏普遍性、实验环境与现实有差距的质疑,他们针锋相对地提出,在比较了非实验性数据与田野数据之后,更加坚信要依靠实验开展更多的研究;目前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实验不是做多了,而是做得还不够。他们总结了当下学术界对实验经济学研究方法的质疑:(1)实验中的小额奖金是没有意义的;(2)参与实验的被试者数量太少;(3)被试者没有实验研究中相关领域的实际经验;(4)霍桑效应可能扭曲实验;(5)自选择问题使得实验结果有偏。

面对这些质疑,他们逐条进行了回答:(1)如果一个人真对奖金影响行为有兴趣,他也会认真地在不同奖金水平上参与实验活动;(2)提出样本大小的问题是对外行说的话,目前对于小样本的分析技术已经越来越成熟,而且现在的实验活动样本量常常都有几百个、甚至有时超过1000个;(3)实际经验如何影响人的行为确实需要研究,但现在越来越多地有实际经验的被试者参与到实验中来;(4)许多实验之外的决策活动能够被观测到,在实验室中,操作人员可以通过事先谈好的协议,让研究分析人员仔细地研究被试者,比如通过视频观察被试者参与实验的全过程;(5)自选择问题并非实验的灾难,选择问题的一些特征在现场和实验中都会存在,它不是实验室实验中所特有的。这篇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文章标志着实验室研究已经从方法论上获得了包括自然科学界的认同。

BonnEconLab的主要资金来源是德国科学基金会(GermanScienceFoundation)和欧盟,在它们的资助下,该实验室在全世界范围内开展着很好的国际交流。在中国,BonnEconLab 与东北财经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有着较为固定的联系与合作,国内一些学者也在BonnEconLab开展了一些实验研究,发表了一批中英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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